日本求学记(一):“异国”与“他乡”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行业研习(ID:hangyeyanxi) ,作者:冯川(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博士,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特聘副研究员),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近期,研习社将陆续推出“日本求学记”系列小短文,主要通过讲述在日本的小留学生们的教育情况,来理解在日的外来人员的生活处境及其社会适应等问题。本期将向大家呈现,跨国流动到日本的“新来者”的构成,及与此相关的日本政策和日本社会对“新来者”的认知变迁。在诸多的“新来者”中, 小留学生们是极其特殊也值得关注的群体。 那么,在日本生活的新一代小留学生们,处于怎样的学习和生活境况之中呢?且听社长分解。

1、New Comer

在20多年前,有一部电视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曾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人们被片中主人公们的奋斗过程、质朴的初心所打动,被他们的梦想所激励。其中有一集,其主题名称便是《小留学生》,即使年代已相隔久远,如今在网络上还依然有人在讨论着这部纪录片中主人公的命运和现状。

20多年后,如今在日本生活的新一代小留学生们,又处于怎样的学习和生活境况之中呢?笔者在日本留学期间,于2018年8-10月,借用为这些初来日本的中国人中小学生们做课业辅导的机会,尝试了解他们来日的经过、在中国和日本接受教育的经历,并对其中的部分学生及其家长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访谈。

本文将更多使用当事人视角,在描画日本中小学教育的一个侧面的同时,展现新一代小留学生们的思与盼。笔者期待通过展现他们的故事,引起我们对于海外中国人中的中小学生群体、对于留学教育问题的反思与关注。

根据联合国公布的数据,2015年世界人口约为73亿人,而其中离开祖国而生活的人口达到约2.44亿人,占世界总人口的约3.3%。在日本居住的外国人在2018年底达到了266万人,其中大多数都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来到日本的。

正如在台湾将高山族、布农族等称为“原住民”,将1945年台湾光复前来台的汉人及其后代称为“本省人”,又将台湾光复后来台的汉人及其后代称为“外省人”一样,为了与战前来日的在日韩国·朝鲜人和在日中国人等Old Comer相区别,20世纪70年代以后来到日本的外国人在有关人口跨国流动的研究中被称为New Comer。笔者尚未找到对这一概念相对应的确切中文翻译,暂且将之译为“新来者”。

2、从“出发”到“停滞”

研究者一般将20世纪90年代以前“新来者”的状况变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70年代末至80年代前半期的“出发期”,该阶段来日的“新来者”大概有4种情况:

一是从亚洲诸国来日的从事服务业或性服务业的女性劳动者,最先是菲律宾女性,其后是泰国、韩国、台湾的女性;

二是来自越南、老挝、柬埔寨的难民,在70年代末约有1万余人;

三是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和改革开放后,由回到日本站稳脚跟的东北残留日本人孤儿,从中国东北带到日本一同生活的配偶、子代、孙代及其亲属;

四是欧美系的商人。在此时期,日本在制度上对于外国人的差别待遇还很突出,因此“让外国人获得权利”、“包容多样性”成为时代的课题之一,以在日朝鲜人第二代为中心展开的“差别废除运动”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第二阶段为从80年代末开始的“扩大期”,这也是“新来者”飞速增加的时期。日本景气的经济所导致的劳动力不足,吸引了大量“新来者”到日本充当廉价劳动力。该阶段来日的“新来者”有3种形态:

一是“资格外就劳者”或超期逗留者等非正规外国人劳动者,主要由来自亚洲各地的男性构成;

二是以就业打工为目的来到日本的南美日裔,这是1990年修正的入管法使得日裔子孙及其配偶能够自由进入日本并在日本停留所产生的结果;

三是自我实现型的“新来者”,以来日留学生为主,与1983年日本政府提出的“留学生10万人计划”有关。

1991年以后的第三阶段被称为“停滞期”。由于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原先不足的劳动力一转而变得过剩,非正规劳动力逐年减少。另一方面,随着南美日裔的增加,伴随跨国婚姻和日本企业的跨国发展而来的外国人雇佣情况大大增加。 (駒井洋,1999,『日本の外国人移民』,明石書店,28−31。)

在80-90年代,“地域国际化”成为新的时代课题,日本各地的自治体都开始兴建国际交流会馆,并以“对应在日外国人”、“推进国际交流”为主轴开展国际交流事业。进入2000年以后,在日外国人的人口仍持续增加,而外国人口数的前五位分别是中国、韩国·朝鲜、菲律宾、巴西和越南。

此后由于2008年的经济危机和2011年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外国人口数从2008年开始转而持续减少,直至2013年以后又逐渐增加。从宏观的趋势上看,有学者将2000年以后称之为“多文化共生的时代”,日本人对于外国人的认识也逐渐从“劳动然后回国”转为“作为生活者的外国人”,将外国人视为日本社会的一员。

3、到日本求学

如果类比中国国内的打工经济兴起所带来的人口流动图景,这些向日本输入人口的国家就相当于国内的中西部地区,而日本就相当于国内的北上广深等经济发达的一线城市。

虽然中国和日本毕竟属于两个国家,在语言和文化习惯上多有不同;但是对于一个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而言,城市文化、城市人的价值和身份观乃至方言差异同样是陌生的。特别是因为日本同属于汉字文化圈,对于中国人而言,来到日本所产生的陌生感必然与来到非汉字文化圈的国家所产生的陌生感很不相同。因此, 就作为劳动力流入地的日本和国内一线城市的比较而言,对于外来人口来说,其实“异国”与“他乡”并没有本质区别。

在这样的图景中,这些外来人口为何出现,人口流入地在政策上如何对待这些外来人口,外来人口是否想要、是否需要或如何能够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这些外来人口如何处理与家乡和家庭的关系,如何安顿自己的身份认同乃至人生意义,都是值得深入研究和反思的问题。

如今距离“新来者”开始流入日本的20世纪70年代已经过去了30年以上,他们当中有不少都随着在日本的生活而改变了最初的归国计划,而选择了在日本定居甚至改变为日本国籍。对这一群体而言,他们的子女在哪里接受教育、如何接受教育的问题往往让他们深感烦恼。在笔者看来,这些问题从表面上看确实是属于教育问题,但其背后其实关联和汇聚着上述有关外来人口的所有问题,而教育只是在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的过程中事关行为选择和当事人再阐释的载体。

这就赋予了研究在日中国人中小学生群体教育现状以意义。 当下生活在日本的中国人中小学生,就相当于国内来自于中西部省份的农民工子女。他们的父母或者在流入地定居,或者仍将流入地当做服务于家庭扩大化再生产的一个过渡性的跳板、一个暂时的客居之地。

是什么支配着这些中小学生的行为选择,让他们来到异国他乡接受教育?是什么决定着他们在异国他乡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遭遇?他们又会根据自身的经历对中日教育的对比进行怎样的阐释?笔者将借助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以作为外来人口的在日中国人中小学生所面对的教育处境为切入口,推进我们对于外来人口这一群体的理解和认识。

同时,笔者通过呈现看待中日教育的当事人视角,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增进我们对于日本和中国教育的客观认识。最后,笔者对于在日中国人中小学生群体教育现状的研究,也将为国内的农民工子女教育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

既有研究通常表明,面对从未有过的外国人口增加,作为东道主的日本也对“新来者”的教育问题予以重视,并认为日本在行政方面多关注外国人聚居地区的教育,为这些地区的外国人修建了民族学校和国际学校,使外国人可以再与日本学校的比较中进行自主选择。在同胞较多的地区居住的孩童,多可以在考大学和就职方面取得成功的人为榜样。

同时,在民族社区发达的地区,同胞间较强的关系网络也有助于孩子的教育培养 (Bankston, Carl. L. and Zhou, Min. 1996. The Ethnic Church, Ethnic Identification, and the Social Adjustment of Vietnamese of Adolescents. Review of Religious Research 38(1): 18-37.) 。而对于居住在非外国人聚居地区的“新来者”而言,他们只能选择接受日本的公共教育。

与生活在外国人聚居地区的孩童相比,他们必会遭遇更多困惑,而既有研究却对他们关注甚少。 笔者的关注对象,则正是这群居住于非外国人聚居地区的中国人中小学生们。

(未完待续)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行业研习(ID:hangyeyanxi) ,作者:冯川(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博士,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特聘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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