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圈靠不住,我花了半个月工资去新东方学面点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贵圈-腾讯新闻(ID:entguiquan), 作者:郝继,头图来源:视觉中国

刷掉5024元学费后,倪罗领到一张“学生证”、一套新的厨师服、两本《面点教程》教科书、一个擀面杖、一个刮面板——她成了新东方大兴分校中式面点班的正式学员。34岁的影视传媒公司中层管理者倪罗,利落地换上白色厨师服,系上围裙,戴上帽子,“有那么一丢丢正式”。

复工的一个多月里,她所在的影视公司忙着降薪、裁员。看着到手的7000多块钱工资,倪罗坚定了学艺的心。

面点班学制两个月,双休日授课。刷卡交学费的时候,倪罗没有半点犹豫。她知道自己所处的娱乐行业眼下正在发生什么——报名3天前,“2020年已有5328家影视公司注销”的新闻登上微博热搜;进入5月,朋友圈不时流传着“一个老牌营销公司原地解散”的消息。面点班里的几个同学,除了她,还有一个从事网文IP开发的。

疫情淡去,行业受到的冲击还在。对于失业、降薪的恐惧,对生存方式的彷徨,仍在许多人心里扩散。有人恶补行业技能,有人转投其他行当,也有人为未来的改弦更张做准备。

倪罗学面点,是抱定了“最朴素的中国人的观念”:下一个危机来临时,最起码不会饿死。

降薪30%

“开学”第一天,课程是学做馄饨、玉米饼、黄桥烧饼。倪罗站在料理台前,格格不入。为了从东五环的家坐地铁到大兴,她起了个大早,顶着一双肿眼、一张素颜,既没有同班阔太太的精致,也没有大叔大姐们劳动时热腾腾的精神气。其他学员彼此熟悉,下课后一边闲聊,一边分吃上课做的面点。倪罗靠在墙边,掏出设置成静音的手机,核对下属发来的直播海报。

▲ 新东方面点班的教学白板上,写着每道菜的配方(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倪罗在一家专攻网络影视的新媒体公司工作。三年时间,她从激情创业的基层骨干,干到中层,管理一个部门,带4个下属。

好不容易盼到4月复工,倪罗所在运营部,一周接不到一个影视剧宣传项目,隔壁的媒体部好久卖不出一个年框。去年的项目奖金,说好年后发,至今没下文,3月工资也拖了两周。隔壁部门的负责人急得牙床肿老高,倪罗也睡不好,心里不断合计:账面现金是不是已经告急?投资人还愿意注资吗?

宣布降薪30%那天,倪罗的部门很平静,一个海外留学归来的女孩听说只降薪不裁员,松了一口气。接受降薪的人要签一份协议,两处空白等待员工签字:同意吗?“同意”;有异议吗?“没有”。

没有人提离职,没有人抗议。大家指望着降薪让公司渡过难关。但两天后,裁员还是开始了。倪罗说这是欺骗,老板告诉她,再不裁员,公司就得死了。

为防闹事,裁员流程隐秘且迅速。留学归来的女孩是裁撤对象之一,被HR约谈,要求当天办理离职手续。倪罗一眼都不敢看她,通过手机道歉:对不起,我没有留住你。女孩回应:“想想也没什么,我们大不了就是被裁员,不像老板,要是公司倒闭了,他还得背债。”

也有人愤怒地离开。隔壁部门,一位负责技术的男生被约谈后冲回工位,拔下手机充电线扭头就走,再也没有回来。他的桌上,还留着为加班准备的面包和零食。

下游荒芜的背后,是一整个链条的危机。

2020年5月,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联合六家影视公司发布“行业自救”倡议书,里面提到:疫情期间,60个剧组停拍,100个项目延迟,2020年电视剧产量将比2019年减少30%……一季度全国有6600多家影视文化机构注销。

▲ 疫情期间,首都电影院西单店宣布暂停营业

剧组、项目、产量、收入、资金、市值、机构……这些词是可量化的财富,它们曾随娱乐行业的春天而膨胀,吸纳无数人和钱涌入。如今寒冬撞上疫情,资本萎缩、退出,千万人作为生产链条上的服务者,处于被抛弃的边缘。

27岁的艺人宣传珊珊原本每天11点上班,6点下班。降薪30%后,“考勤提得越来越少了,我也越来越晚到了”。她发现,自己需要负责的业务一天比一天多,工作量却肉眼可见地变少。她将原因归结为带的小艺人很“糊”,天天在家“抠脚”。为了以后开展副业,也为了给自家艺人多传几个短视频,她努力自学PS和Premiere (视频编辑软件)

动荡中的人需要习惯微妙的错位感和尴尬,整条娱乐产业链的从业者,或多或少都有察觉。在重庆汽车厂打零工的演员大北,感受尤为强烈。大北是横店跟组演员,他在剧组的日子原本很滋润——在镜头里,跟着配角走大街,一天报酬就有上千元。2020年1月,他跟随剧组到重庆,月薪5000,包食宿。疫情爆发后,剧组原地滞留,一百多号人至今未开工。

副导演起初在微信里承诺,四月底、五月初肯定开。这段日子,大北没有分文进账,剧组两个同事去医院做义工,领每天250元的补助,干了两天,顶不住风险,回来了。

大北想过离开,但工资从1月拖欠到现在,不拿到手实在不甘心。他到汽车配件厂应聘了一份临时工,估摸着打上一个月零工,剧组也就复工了。他的工作是检查全厂几百号工人生产出的产品是否达标。早八点半打卡,晚八点半收工,除去午餐半小时,他得“钉”在货堆里11个半钟头。身后有领导来回逡巡,头顶上是监视器,大北精神高度紧张,不敢看手机,不敢随意走动,眼睛实在疼了,就狠狠地眯一下。

“眼睛疼,脚疼,腰疼。哎呦,可是苦惨了啊,累惨了啊!”这个35岁的汉子在电话那头对《贵圈》叫苦不迭。他怀念拍戏的悠闲,想念片场那张自带的小折叠椅,留恋剧组里和熟人打交道的安全感。在工厂,他要看领导眼色行事,也无法和工友聊天——大家都操本地方言,只有他说普通话。疫情当头,已经鲜有外地人滞留他乡了。

五月下旬,全国各地剧组有序复工,大北的剧组依然没有动静。除了宾馆老板,所有人都怨声载道。一群人“找劳动局,找警察,联系记者……”没有起色。老板“天天把疫情两个字挂嘴边上”,大北说,“疫情救了他。”

高和漂亮漂亮漂亮

在许多人眼中,娱乐行业是虚荣浮夸、纸醉金迷的名利场。但在倪罗、大北、珊珊等从业者看来,这个行业曾是蓬勃的、富有生命力的。繁荣的时候,它对每个人敞开怀抱,它满足豪奢的欲望,也容纳朴素的梦想。

珊珊是历史系毕业生。按常规,这个上海姑娘会在档案馆、博物馆工作,过着朝九晚五、按部就班的生活。珊珊不喜欢,她理想中的工作,是能自主地产出内容。毕业后,她做起综艺营销,再一步步从乙方跳到甲方。直到今天,她依然希望能在这个行业里,实现和自由有关的理想。

来自新疆的大北,在娱乐行业找到职业自信——“在横店,只凭一个实力,就是这么简单。”

大北入行前学过厨,下过工厂。2006年,他带着对演戏的好奇去横店景区旅游,进了大门就往地上一坐,和群众演员套近乎。他很快加入队伍,日薪20元。

▲ 拍摄闲暇,横店的群众演员正在准备妆发(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那时候的电视剧审美丰富多元,剧组哪怕选龙套,也力求戏剧张力。大北说,“那个时候长得帅的(群演)在横店接不了戏。”

大北样貌粗犷,蓄须后胡子直连鬓角,颇有“镜头感”。渐渐地,他和另外几个人成为横店龙套中的中流砥柱,虽然等待他们的角色多是烧锅炉的、挑粪工,胖屠夫、瘦罗汉……大北念书不多,台词却背得快,很快成为有台词、有固定角色的跟组演员。

大北以横店影人自居。他对这座小镇、对演员职业充满归属感。步行横穿小镇,“从左走到右,一共就15公里那么长”,但就是这么个地方,供四五万常驻人口糊口谋生。在横店,大北一出门就能遇到朋友,一天内能跑遍所有剧组。他忍不住趁机“奚落”北京的同行:一天只能见一个剧组,剩下的时间堵在路上。

这个行业曾经给大北带来稳定的收入。2008年,他用积蓄在老家承包了100亩地,让父母种棉花,没想到亏了个底朝天,十几万本金打了水漂。横店撑了三年,大北才还清了债。没过两年,家人生病做大手术,又背上近20万债务。好在2010年到2016年,他外形上的年龄感上来了,越来越好接戏。“2016年之前,每年挣个十万八万很正常,特别是2014年、2015年,一年稳稳挣十一二万。”

“电视剧时代,影视行业就是这么挣钱。”他习惯用“电视剧时代”“网大时代”标记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有演技的,“万八千一天不在话下”,至于大腕儿,“一部戏几千万、上亿不是很正常吗?”

2017年是大北职业生涯从顺利走向困顿的分水岭。这一年,网络电影进入横店,大北愤愤不平:“哼,网大,能给多少钱!千八百就把人家打发了。”不仅报酬缩水,还有大批帅哥美女涌入,横店进入颜值时代。“一个难看的都不要,那种形象感的演员都不要……我们在横店好不容易熬起来的,又完蛋了。”他至今对于正抱有怨念,“前几年动不动要颜值,要小鲜肉……都是于正给带起来的。”他看不惯这种风气,男的只看“高和帅帅帅”,女的就选“高和漂亮漂亮漂亮”。

▲ 没有拍摄任务时,横店“轿夫们”在一旁待命(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也是在2017年,倪罗入职现在的公司,月薪1万。公司瞄准了网生内容的前景,刚刚完成E轮融资。那时候,网剧是新生力量,内容有趣,满是想象力,又尚未被审查触及。倪罗接手的第一个项目是漫画改编的网剧,她第一次发现网剧也能打动人,第一次知道什么是“器灵娘”,什么叫“世界观”。她做病毒视频,写奇奇怪怪的策划……创业型公司,日常加班到晚上八九点是常事,做多少项目,员工也拿不到一分奖金。

2020年5月,谈裁员那天,领导拉着倪罗,说了几句走心的话:“我来这里可是赚到了钱。你这几年,劳心劳力的,也没挣着钱,为了啥?”倪罗心想,大概一群充满热情的人,做一件大家很喜欢的事情,很有成就感。“这种成就感不是工资给的,不是领导给的,是自己给的。”

立等可取的赚钱手艺

瘟疫是扇翅的黑天鹅。但现在想来,有些困境或许早已注定发生。

去年,倪罗的大领导在为融资发愁。网剧市场的大饼被无数营销公司分食,倪罗的公司不再有竞争优势。

影视寒冬还没过去,大北参演的抗日谍战剧,疫情爆发前就已陷入拮据。剧组拖欠工资的事时有发生,拍摄经常停个三五天。工资一停,摄影师、灯光师就罢工,不结清款项不干活。

上游的制作方一旦萎缩,演员的事业也被迫匍匐。明星可以投身直播,“腰部艺人”赋闲在家,底层演员熬不起,只能另寻出路。

“以前行业好的时候,活是安排出来的。”最忙时,珊珊早8点就开始给自家艺人准备妆发,直到晚上11点收工回家,行程像打仗一样。如今行情不好,“活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有时候看着艺人空荡荡的行程表,珊珊和同事们会编造几个行程,一律统称为“媒体拍摄”,有时候粉丝发现不对劲,发帖问:“工作室老是说媒体拍摄,但是媒体拍出来的东西在哪?”

经纪公司趁着空闲,安排爱豆出身的流量艺人上表演课。学费不便宜,课上完了,还是接不到戏,反倒记了一笔培训费。前段时间,珊珊好不容易给艺人接到一单活,酬劳5000元,直接打给了表演老师。

珊珊带的艺人,睡觉或者打游戏的时间越来越长。她猜,可能是以此消磨待业的焦虑。每个工作人员兼职的身份越来越多——珊珊安慰同事们说,“生活不易,多才多艺”。

“大家其实都知道,是大环境出了问题。”每天都有好多手握微信大号的营销公司发来好友申请,起初珊珊会回复:“不好意思,最近没钱。”后来索性不通过验证了。她倒是动不动就问一下有过合作的品牌PR:“亲,有预算吗?”“也没有,好的好的。”得知一家国内头部运动品牌的PR,月薪降到3000,还要承担内购任务后,珊珊发现,品牌、艺人、制作公司,“大家都没钱了。”

即便肺炎过去,珊珊觉得前途依然不明朗。影视项目和综艺舞台并未增多,但选秀节目每年持续向市场输送数100个爱豆。“10个人被记住。剩下的90个怎么办,他们到底去哪儿?”

倪罗也在恶补职业技能。行业快速变化,一招鲜吃遍天下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从文字到图片、从图片到视频,传播方式快速变化,营销手段越来越多样。她现在最羡慕剪视频的、做图的、平面设计的,“人家有一技之长”。

她努力培养“网感”,“不是写得好就行,你的用语会不会老套了?”她说服自己多泡小红书、短视频App,却实在提不起兴趣。倪罗隐隐有了“被这个行业淘汰的感觉”。

二十几岁的时候,倪罗的生活被工作填满,从未有过失业的恐慌。“怎么会没有饭吃呢,怎么会呢?”三十岁之后,倪罗开始在各类平台为知识付费了。她考过经纪人证,报过用户运营培训班,焦虑感和不安全感依然挥之不去,不断驱使她“再学一个技能吧”——斜杠后每多加一个词,就能“让自己踏实一点”。

人至中年,倪罗不再想追求通往精英的云梯,而是渴望获得一项立等可取的赚钱手艺。一位天津同事畅想开个煎饼摊,“多自由呀!咱想中午出摊就中午出摊,想什么时候收摊,就收摊。”倪罗心向往之,主动报名去择香菜。面点班开课后,同事天天鼓励她,“赶紧学,等学会了咱就一起开早餐铺,你不只择香菜,可以炸油条了。”

▲ 倪罗在面点班学做的炸糕和肉饼(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倪罗把开煎饼摊的念头说给研究生同学。同学起初嗤之以鼻,很快也有了共鸣。她认真查询了广州长隆野生动物园招聘饲养员的条件,打算去给河马铡草、送水、喂食、洗澡……

那是一种想象中更诗意,却更难获得的生活: 用身体与自然进行能量交换,遵循自然节奏而非社会节奏生活。人生不再是线性财富积累的游戏,不再考虑成本和利润,和剩余价值无关,不用害羞、烦躁和焦虑。

倪罗的想法要朴素很多。她厌倦了不停地写策划,写提案,不停地宣传营销。等面点班结业后,她还想学插花,或者自修营养学。“如果煎饼卖不成,我向高端月嫂进军呢?有一个月嫂大赛,传媒大学播音主持专业的毕业生都去面试了,你知道吗?”

说归说,珊珊对留在娱乐行业依然抱有期待。看综艺,她会研究花字怎么做,看看“有什么新的技术是我不会的”。她还年轻,网感对她来说不是难事。她尝试跟朋友们搞电子刊,做视频采访,自己拍,自己剪,自己加后期。她最近还给一家娱乐媒体交了一篇8000字的行业观察稿。

“我只是觉得,不能一直生产垃圾。”从业这些年,珊珊被训练出15分钟写一篇、一天写8篇的“技能”。那些批量生产的宣传稿件 “没人看,过得去就行”,这让她很沮丧。求职时要上交作品,但“自己都看不上那堆垃圾”。

倪罗和珊珊正站在各自人生的转折点上——她们或许不认识,也或许曾在某些工作场合有过交集。人的想法随年纪和境遇改变,焦虑和困顿却能相通。灾难过后,人们总会被激发出求生和向上的本能。

大北还在重庆,等待剧组复工。他继续做质检员,偶尔也装箱,搬货入库。他的薪酬以小时计,白班每小时15块,夜班16块,算算一个月也能挣4000元。一周结一次工资,这让他略感安心——毕竟这是近5个月里,他唯一的收入。

*倪罗、大北、珊珊皆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贵圈-腾讯新闻(ID:entguiquan) ,作者:郝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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