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个城市推行的健康码,真的有用吗?

在2月23日,武汉市政府发布了一则通知:为了更好地实现防控资源的调配,将推行“健康码”实名认证管理。

“健康码实名认证”究竟是何方神圣?它在防疫中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小雷将会为您一一解答。

“健康码”的发家史

作为一个提出仅半个月的概念,“健康码”成为了近日各地政府的“热词”。

2月9日,杭州政府宣布,将推出新的数字化防疫措施,而支付宝“健康码”就是措施之一。短短两天,“健康码”就已经在杭州得到了全面推广。

而在一周之后的2月19日,浙江、四川、海南三省相继宣布,将在全省范围陆续覆盖“健康码”。而截止到目前,上海、安徽、云南、山东等地也相继上马相关项目,已有上百座城市通过“健康码”进行数字化防控疫情管理。

而在“健康码”热潮中,阿里巴巴等互联网企业又成为了维持公共秩序的重要核心。

据支付宝自己介绍,“健康码”的灵感来源于地铁上的“人肉测温”,开发团队在大年初四开工,初七就拿出了第一个demo“健康打卡产品”。

而到了2月5号,经过多次功能探讨,第一版“健康码”正式诞生,每半小时迭代优化一次。7号,H5版本发布,9号,“健康码”在支付宝正式上线。

在“健康码”功能里,用户只要勾选当前城市、是否为密切接触者等选项,然后提交,就可以获得专属的“健康码”,整个过程只需要数分钟。

而“健康码”的分类也很简单,它分为绿、黄、红三种颜色,并且可以动态转换:

绿码:市内亮码通行;

黄码:实施7天内集中或居家隔离,连续申报健康打卡超过7天正常后,将转为绿码;

红码:实施14天的集中或居家隔离,连续申报健康打卡,将转为绿码。

而与此同时,腾讯也做出了微信版本的“健康码小程序”,目前得到了上百家城市的采用。

“健康码”背后的政务推手

如果说,支付宝和阿里的产品经理+开发团队,是产品如此快速落地的原因的话,那么“健康码”能快速推进至全国,离不开政府的通力合作。

作为以“互联网创业”为重点发展方向的杭州,阿里巴巴是绝对的中心。

对于杭州市政府来说,阿里巴巴带来了丰富的资金和就业:仅在2019年,阿里巴巴就纳税516亿,带动纳税超过2500亿,并且创造了4200万个就业机会。

而除了经济增长和就业之外,阿里的存在还给政府带来了一样礼物“优化管理”。

2016年,阿里云与杭州市合作发布首个城市大脑,打造城市智能中枢。而在几年之内,城市大脑已经在苏州、通州、澳门、吉隆坡等境内外十几个城市先后落地。2017年8月,杭州市政府和蚂蚁金服合作推出了“信用住房”。

同时,杭州方面也在积极地给阿里这样的互联网厂商创造条件:2019年9月,杭州市发布“新制造业计划”。杭州将抽调100名机关干部,进驻阿里、吉利、娃哈哈等上百家重点企业担任政府事务代表。

健康码的迅速推出,背后自然也离不开杭州市政府。

腾讯“健康码”的推出也是同理,数天之内就拿到了广州市政府“穗康”认证,而其他重点城市的支持也在十天之内就完成了。

而有了当地政府的背书,那么“健康码”和医疗系统的打通就顺理成章了。

2月21日,“健康码”正式关联杭州电子社保卡和健康卡。支付宝介绍,通过“我的健康”,可以直接实现挂号、取号、就诊、取药、电子发票等医院就诊和医保支付应用。

不仅如此,“健康码”也将支持网上签约、预约、互联网诊疗、报告查询等各类医疗查询,并且通行申报也可以通过“健康码”来进行。

“健康码”的不和谐音

不过,在看似美好的“健康码”下,也有着不和谐的声音。

2月16日,浙江市政府宣布,已发放700多万健康码,而“红码”达到了三十余万。

众多的“红码”不仅对社区造成了负担,不少市民也纷纷质疑。在这场新闻发布会结束后,已经有3万人申诉“红码”问题,其中质疑声最重的,就是健康码“变色”的黑箱机制。

根据支付宝的说明,健康码的“红黄绿”是根据大数据综合判断。尽管有人推断,是根据人口管理系统+运营商定位,但并没有给出具体细则。

在2月13日,浙江在全省各地推广“健康码”的过程中曾表示,各地市可在省里规定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关于健康码的管理机制和配套制度,也只是表示“即将出台”。

但管理机制还没出台,民众的“投诉信”就已经弥漫在了互联网之上:湖北的疫情重灾区“绿码”繁多,但杭州本地的居家市民却“一夜变色”,还有部分省外复工的亲戚,显示的却是“绿码”。

尽管杭州市后来补充,绿码的评判来源于空间(社区街道)、时间(外出次数和长短)以及人际关系。但也承认,目前“健康码”的信息分散、对于重复填写的人无法进行准确的筛选。

支付宝官方也表示,“绿码”并非身体健康的唯一证明,也并非一张“肆意的通行证”,在重要进出关卡还是需要配合测试体温或者出示证件等相关流程。

“健康码”的快速兴起,本质上是简单技术+大平台+强力推动的组合。

其实,健康码所描绘的“大数据”和准确匹配,都是阿里和腾讯非常擅长的领域,技术难度不高。

而当地政府和他们合作,无疑也是看中了他们的庞大用户数据。

但在“健康码”推进的过程中,由于人口流动的动态性,以及信息填写的门槛之低,拉高了“健康码”的信噪比。个人终端和自我汇报是否可靠,是值得商榷的。

就算是采用了运营商申报制度,粗暴的“红黄绿”显示很难反映该地区的准确疫情变化。绿色的出门照样要登记,而被“误伤”为红色的连出门的机会都没有。

小雷并非是在指责“健康码”的初衷不好,而是在“健康码”的迅速推广的过程中,双方都有一种“急功近利”的味道:不保证准确性,只是十分粗糙的数据匹配之下,便开始进行推广。

而将这种尚待打磨的系统和医疗绑定,更是一把双刃剑。万一“红码”被常态化,那么某一地区的人是不是就诊都会受到“特殊待遇”呢?

尽管现在,杭州已出现虚假信息填写者惩罚案例,并且纳入失信体系,但上万市民的申诉信表示,信息的准确化还做得远远不够。

有时,互联网企业和政务“联姻”,能带来更快捷、透明、开放的体验。

但是,“互联网基因”也带来了隐患。例如P2P暴雷事件,作为互联网金融重镇的杭州,甚至还要租借体育馆进行受害者申诉。 充分说明在至关重要的决策之下,“互联网+”并不是一味万能药。

(再看:你的“健康码”显示准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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