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托尼·布莱尔:对科技巨头时代下全球剧变的几大展望

历史告诉我们,过去 “石油寡头” 和 “电信大亨” 的瓦解产生了更多的竞争和创新。在 “科技巨头” 时代,我们又该如何应对?生活在 2019 年,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了解这个名词,尤其是当我们谈到 Facebook、Twitter 或者谷歌。它们作为信息和线上社交媒体的主导者,塑造并影响了当代政治。与此同时,我们也正面临全球几大剧变,其中最重要的将是下届美国大选、英国脱欧、中国崛起和气候危机的挑战。

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近日在里斯本举行的 欧洲科技大会 上发表讲话并发布了一份其研究所(布莱尔研究所)的新报告,旨在从 2007 至 2008 年金融危机后的反全球化举措,民粹主义运动的兴起,以及科技对社会、政界人士和政策制定者的影响等角度,来应对西方的政治动荡局面。

为 “离线世界” 设计的政策框架或许已经为许多人服务了数十年之久,但在高速发展的科技时代,这样的政策框架是否还能适用?

研究所认为,像 Facebook 这样的平台企业,或者谷歌、亚马逊和 Uber 等的聚合巨头剥夺了传统监守者的权力,为消费者和企业带来了真正进步和更多自由。但经济动荡和文化压力,以及对未来的强烈不确定却也随之而来。如今,科技也将权力集中在了寥寥数家公司手中,这些公司 “常常无法正确行使这种权力,而且不具有足够的合法性”。

与此同时,西方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 “目前也正面临来自俄罗斯的眈眈虎视以及中国努力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领先的明确挑战”。

布莱尔研究所在新报告(“科技巨头时代新政:互联网时代适用的次世代法规”)中明确指出,针对既往行业设计的现行法规 “不适合互联网企业的发展步伐和规模”。 基于更有效的问责制度并对创新更加自由开放的新法规或许是让个人激励与公共利益保持一致的最佳方法。

布莱尔呼吁,应当建立具有国际视野的 “新一代监管机构”,它拥有比肩科技巨头公司专业知识,并且在 “基本功” 上也能同样扎实。

但是这要如何做到?它又该如何运转?布莱尔会怎样看待俄罗斯、Facebook 和 Twitter 上的误导信息?以及,科技是否会对英国脱欧产生影响?

TechCrunch 与布莱尔进行了以下独家采访。

Mike Butcher(本文作者,以下简称为提问):您发布了一份关于监管科技巨头公司的新报告,能否概括一下报告的主要内容?

托尼·布莱尔(以下简称为布莱尔):从本质上来说,我认为 “科技巨头” 不可能逃避监管。因为监管会就其能力和影响力把它们视为公共事业。但问题在于如何制定正确的监管形式。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确保是针对科技巨头的监管制定,这种监管形式认可科技巨头给人们带来了裨益但同时也在保护着他们,无论是隐私问题还是竞争问题方面这种保护都会存在。此外,它还将确保消费者得到足够的权利——可以覆盖方方面面的足够权利,并能够把这种权利转化为一套合适的原则。我想要告诉科技巨头公司的是,尽管你们可能不想和政治扯上太多牵连,但正如当事人所见,而这些话我也已经向那些科技公司们多次重申——你们并不会如愿以偿。因为你们太过强大,无法受到客观法规体系监管,所以你们不可以再继续这么简单的自我约束。

提问:在这一点上,许多科技巨头公司实际上也有在呼吁监管,但您是否认为这仅仅是为了让它们得以打造更加庞大的垄断帝国而对政府作出的 “暂时妥协”?这样的话,任何人都会受到监管,包括那些小的公司。

布莱尔:我认为监管的重点在于,它的 “善恶” 很难界定。所以你真正要去做的是确保起草的法规不是对这些公司提供的服务进行约束,而是给人们提供合理的保护,正如我所说的,去认同这些公司已有的能力。这种监管的继续缺失会让人感到难以接受。事实上,马克·扎克伯格是支持监管的,我认为这很好。但重点在于支持什么样的监管。很明显,他和 Facebook 都应该参与进来,但他们无法决定这么去做。这最终要由决策者来定论。我的研究所也指出,我所称之为的 “变革者” 和能够制定出合理政策的决策者之间需要进行一场对话。

提问:但是,对于科技巨头全球化的现状,各国政府独自制定的政策肯定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对么?哪些机构可以解决?比如某种超国家的政体机构?

布莱尔:我认为,在某些问题上最终需要达成全球协议,比如网络安全,我坚信需要这么去做。

提问:但我们并没有关于网络安全方面的 “联合国宣言” 以备不时之需。

布莱尔:在网络安全方面我注意到这么一件事,就算是在去年,我也遇到过不少人,他们的公司都遭受了攻击。最终,如果每个国家都想要保护自己的企业,它们终将认识到,如果领头的那些国家不去达成某种共识,那么接下来,在我看来,就只会剩下一地鸡毛。

就监管而言,我希望欧洲和美国围绕这一点建立新的跨大西洋合作伙伴关系。这是我如此反对英国脱欧的原因之一…… 在英国需要加入欧盟的时候,却被拉出与欧洲的交流。

提问:目前,变革的步伐正不断加快。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技术日益兴起。多年来,政界人士对科技日新月异的变化了如指掌。你认为是什么阻止了他们对这一局面作出应变?

布莱尔:部分原因在于这是历史遗留下问题,政界人士通常并不精通科技。科技实际上是技术性的事物,需要努力钻研。有些就像火箭科学(需要长时间的投入和奋斗)。这并不简单。这就是问题的部分症结所在。而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我认为 “变革者”(也就是技术开发者),他们对政府的基本态度通常是 “敬而远之”。我完全理解这种局面,但这并不明智。如今,他们必须与政府交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正努力通过我的研究所来建立这种 “对话”。如果不这样做,你就会发现,如同我们在 19 世纪工业革命中所经历的那样,政界要花多长时间才能跟上世界正发生变革的事实。这其中有数十年之久。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发生了某种变化,但政界仍在争论来自不同时代的事情。如果你看看今天的英国政界,在这场争论中,一边是英国脱欧,另一边基本上就是谁在下一届议会花更多的钱,我们可以在过去 30 年的任何时候进行这场争论。而这与世界发生的变化没有半点牵连。

提问:您是否担心社交媒体助长了民粹主义?

布莱尔:是的,我认为社交媒体是一种革命性的现象,它颠覆了一切,包括政治。我们必须想办法解决这种现状,因为它正在摧毁政治。

目前的问题在于,政治领袖总是力图 “走在前面”,但又不能” 太靠前 “而失去与人民的联系。而这一直就是领导方向和倾听民众之间的准绳。如果 “倾听” 通过社交媒体变得 “工具化”(开始逐渐占据主导),那么政界人士就会失去 “方向”。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去向,他们只是在意见的浪潮下随波逐流。如果你不够小心,你就会失去自我,变得人云亦云。

提问:Twitter 应该关掉特朗普的账号吗?

布莱尔:这有什么用呢?说实话,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关联。

提问:Facebook 表示将改变自身对政治广告的策略,不会对政治广告中的虚假信息进行监管。对此您有何看法?

布莱尔:我的观点是,就算你掌控了 Facebook,你也无法阻止人们发布政治广告。不过,对我而言,Facebook 的 “自我巡视”——“巡视” 哪些应当在互联网上出现,哪些又应当消失,这种状况的整体概念正表明了为什么你需要适当的监管。让 Facebook 花钱请一大堆人坐在电脑前没日没夜的刷帖来决定哪些东西适合消费,这是不应该的。我认为,并且从我的角度上来看,这再次表明了为什么必须把一切都置身于适当的监管之下。如果不这么去做,而是让某家公司去完成这项内容,实际上就会变成一种有失公允的做法。它们如何判断什么是政治广告?尽管这里需要有人去作出判断。

提问:如何看待 Twitter 不宣传政治广告的做法?

布莱尔: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能理解这一点,并且也可能会表示欢迎,但我认为(在对待政治广告的态度上,与 Twitter 相比)Facebook 只是在规模上略有不同,不是么?

提问:中国正以极快的速度在社会中应用诸如面部识别和人口监测这样的技术。它对这些数据的吸收能力有效地为自身赋予了打造下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坚实后盾。因为数据越多,人工智能的提升潜力就越大。在你看来,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向来倾向于民主,这种体制在行动效率上逊色于中央集中制度,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将会被更远地甩在被 “非西方正统” 政治体系的背后?

布莱尔:在我看来,西方世界对中国将会有一场更加普遍的争辩,而在我的观点中,这是一场关乎是否 “离群” 的争辩。你会不会接受从政治领域到科技领域,二者中都清晰地呈现出两种不同的体系?这就是隐含在华为 5G 争议中的主线。还是说,你在努力达成亨利·基辛格所说的 “合作竞争” 关系?现在我更倾向于后者,而不是相互对立,因为我认为 “离群” 真的很难。然而,我认为,这也意味着西方世界必须要共同作出实际行动,否则中国会在人工智能领域占据主导,况且在某种程度上来看,它已经如此。想想看,如果西方世界使用的所有设备都是中国货,再比如抖音 ,你会理解这一点的。

提问:当前,英国正在进行大选,人们开始使用技术手段来 “获得” 选票。现在有很多关于 “战术投票”(tactical voting)的讨论,也涌现了大量战术投票的推荐网站。你有什么特别中意的投票手段么?

布莱尔:你看,这就是科技带来的好处。如果人们想要有策略地进行投票,我完全理解,因为脱欧早已同选举混为一谈,说实话,如果你对两大政党都不满意,而这种网站可以告诉你怎么投票会比较明智并且给你提供相应的信息,这还是挺不错的。你可以从 Best For Britain、People’s Vote 或者 Gina Miller 上面寻找参考。我觉得大家应该去看一看。

提问:英国首相终止了情报和安全委员会发布的情报报告,据称,报告中包含俄罗斯在过去几年通过技术手段干扰英国政治和社会的内容。你对俄罗斯的这一举措有何担忧?

布莱尔: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俄罗斯的问题,尽管很多人都在关注俄罗斯的所作所为。你必须把所有的一切都放在台面上,我想再次重申,西方政府应该坦诚合作。如果这里存在外界干扰,我不清楚这种干扰的程度大小,但你必须厘清这其中的细枝末节,了解人们如何影响媒体,如何利用技术影响选民,如何从外部破坏政治稳定。这些都应该公诸于众。因为这是阻止它的不二选择,然后,你才可以把他们绳之以法。在我看来,这也是网络安全问题的另一种形式表现所在,这两者之间有着稍微的不同但也存在些许相似。因为一旦你的选民的意愿发生动摇,尤其是在关键投票轮次,被图谋不轨的国外政府所提供的误导信息改变了投票方向,你至少不会被蒙在鼓里。现在,这个问题就成为了我们将来的头号大敌。

Exclusive: Tony Blair on regulating Big Tech, Facebook, Russia, China and Brex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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